“现在总是做一些‘无聊’的事情。花在企业的时间都算得出来。”一个拥有四个公司董事长头衔的大温商告诉我

  “大家拿着蛇皮袋就去银行提款了，提完后大摇大摆没事一样地走在大街上。”一同学向我回忆着她第一次去温州做外贸的日常生活。这个藏富于民的城市让我充满向往。那是三四年前，我们在广州，正后怕刚目睹的广州街头抢劫案。

  由于这听来的第一印象，我在飞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时，就张开全身毛孔感受着温商。果然很特别。200来人的小飞机，就看到6个小娃娃，其中两个还不会说话。以往出差坐飞机，几乎没怎么碰到娃娃。我夹在三个座位的中间，左边一个女温商。右边也是一个女温商，抱着一岁的娃娃。左边的从意大利一路转机而来。右边的从巴西碾转而来。问她们为什么拖家带口。说很习惯国外了。亲戚带亲戚，家人带家人，全都出去了。她们一个是十年前，一个是八年前出去的。右边那位妈妈还说，她们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，年轻人都去海外闯了。就好像早两年，我们国内贫困的农村，男男女女的青壮年全往沿海城市打工一样。我前面一排三人，全是我左边“邻居”的家人。左边一派大家族，全在做服装生意，右边一派大家族，卖眼镜。不过全不卖温州货了。
我以为这就是新温商的代表。老温商，我以为是那在全国做小生意的，或者在温州做低附加值生产的，或者是那到处炒房炒矿的，或者是开外贸公司的。

  “现在，中国这么发展了，谁还出去？我们是没本事才出去啊。”右边那位说道。她的表姐是在巴西刚对中国开放时就去淘金的。这位妈妈的大儿子已经20岁了。

  飞机落了地。我才感受到什么叫“有本事”的温商。

  去紧邻福建的温州苍南县，采访温州第一家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。对方向我打听，“那边，政府来了什么人？”那边是我前脚刚离开的第二家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。我还没把官职和人名对上号，对方就侃侃而谈。“我们本来是15号开业的，市领导说那天另有会议，就提前到13号开业了。”据说那天来了很多电视台，开业新闻还上了中央二套，媒体还都是市里请的。我想起早几天，第二家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宣传部的发愁，“我们又不是温州第一家开业的。”

  我曾问过那边的董事长，“你是不是典型的温商？”对方说还不算。“某某某才是”。这个某某某商人是市政协副主席，很热心参政议政。头两天，我参加了一个晚宴。被引荐给一个德高望重的温商，介绍词是这样的：“他的党政工作做得很好。江泽民几次接见过他。”我很惊讶，温州这个重商的地方，一个民营企业会如此注重“政治”。后来，又见了几个人，都是在温州商圈的社交名人。名片上的头衔自然一大堆，让我注意的是“政府行风监督”字样。这各种“监督”头衔的名片，我手里有几张了。不知道是温州特色呢，还是我孤陋寡闻，我是在温州首次见到。可以想见，温州政府还是挺重商的。那个晚宴上，我左边、我右边的，都要奔赴两三个夜宴，其中就有跟市领导秘书的聚餐。据说前述的某某某也总是一个晚上吃好几顿饭。那边的那个董事长，最终没能做到这点。我以为那是生意上的应酬。对方说，谈生意就不算应酬了，饭局多是跟政府有些相关的。

  “现在总是做一些‘无聊’的事情。花在企业的时间都算得出来。”一拥有四个公司董事长头衔的大商人告诉我，“很多员工一年到头也看不到我。”除了本地的政府关系，外地还有很多政府官员主动找上他们。我邂逅了湖北一官员，他来温州招商，很准确地告诉我某个我知道的温商，在某个项目上赚了多少钱。一位年年轻的温商在招商会上发表感言：“到了某某地方，就像到了家一样。”述说着当地官员对他们的服务多么好。

  在温州的那几天，我发现了四五个内地城市来温州的招商会，他们看重的是温州产业外迁机会。尽管这是全球经济危机之时，温商依然是很多政府官员的香饽饽。

  外地政府官员看重的可不只是温商的产业，还有那雄厚的资本实力。一位温商告诉我，两个外地政府请他去做村镇银行。还有一位温商告诉我，某某内陆省份的官员请他去做小额贷款公司。他们曾经乐得不行。“温州（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名额）抢得这么厉害。外面的人主动送给我们。”

  乐过之后，他们掂量着自己跟当地政府关系究竟到何程度。“做事业，要考虑各种社会关系，包括政府关系。”一位温商透露了他驰骋商场二十余年的心得。

  温州政府也在极力留住最有实力的温商。很多官员来温州后，很快就往上升迁了。

摘自  中国企业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