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必良：“60”后。 

　　术业专攻：广州市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锐博生物”）董事长兼CEO，2010年入选“千人计划”创业人才，“十二五”国家“重大新药创制”科技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成员。1990年获美国Fordham大学硕士学位，199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，拥有发明专利32项，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。 

　　入谱理由：2004年回国创业，以核酸技术为核心，开展科研产品研发与生产、创新药物和疾病分子诊断技术研发，以及新一代绿色生物农药的开发。研发出了数十项核酸新产品和新技术，突破了国际专利的技术垄断，在世界上率先开发出实验动物用的miRNA类似物、基因沉默技术绿色生物农药和基因检测等创新产品；完成了亚洲第一个人类全基因组siRNA文库；在我国率先开发出活体用siRNA产品；主持开发的两项核酸创新性药物正在准备申报临床。锐博生物已发展成为我国核酸行业的龙头企业，使核酸这一新兴产业在广州快速发展。

前言

　　张必良顺利让基因沉默技术从“实验室”走向了“市场”，创办了锐博生物，并建立了国内首条寡核酸cGMP生产线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 

　　同时，他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克雷格·梅洛(Craig C.Mello)引进了企业，使之成为第一位走入广州民企的世界级科学家。 

　　此后，张必良发起的广州核酸国际论坛，经过多年经营在国际上打出名气，诺奖得主成为每届论坛的“标配”，也让大量国际医药领域一流人才结缘广州、广州开发区，在此安家落户。

锐博生物与GE战略合作

张必良与克雷格·梅洛

  “中国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，我并不这样认为，于我而言，可能属于赢在了转折点。”坐在位于广州科学城的办公室内，归国创业十多年的张必良思忖片刻，用这样一句话诠释了这些年的人生路径。 

　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大学毕业后的执意出国留学；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学术界的打拼；而后在本世纪初毅然放弃美国著名高校的终身教职只身回国创业；再到果断变卖美国房产举家归国，挺过创业艰难期，迎来人生新局面。 

　　“一生当中有很多转折点，走对了一个转折点，可能会对人生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与所有严谨的科学家一样，张必良并不擅长空谈人生，如今所获得的一切，都是他踏踏实实走出来的。 

　　远离广州中心城区20多公里的科学城，是张必良归国创业的起点，他创立的锐博生物正位于这里。如果不是仔细的介绍，鲜有人知这家隐蔽在静谧创业园区的企业，是我国核糖核酸（RNA）领域的龙头企业，而可能在你身边路过的这位身材高大、头发花白、气质儒雅的创始人，正是我国“重大新药创制”科技重大专项组的专家、RNA行业的领军人物。 

　　与那些急剧爆红“坐飞机”升起的企业家相比，张必良更像是一名精雕细琢的匠人。公司起初装修时，墙面及玻璃隔间用细胞的图案，在靠近玻璃窗的位置，隔出一个观景休息平台，这些细节都由他一手设计。在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实验室和试剂车间时，就像说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心和自豪。 

　　对一般人来说，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总是显得很艰涩难懂，张必良则总是充满耐心地一遍遍地解释，就像在实验室里不厌其烦地做实验，没有一丝浮躁之意。 

　　张必良常常说自己走到今天，没有充满神秘色彩的传奇，也没有一夜爆红的神话，无非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每一步都踏得很坚实，看得很清楚，“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。”他又笑说：“你也可以说，这是一种‘保守’。” 

非常规学霸路线 

　　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张必良来说，求学没走什么弯路。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出国求学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那时候，公派留学的名额非常少，想申请自费留学也不容易。 

　　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的张必良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。出国念书，成了萦绕在心头的一个梦。但是三四年过去了，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希冀，申请了学校和奖学金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张必良不得不辞去大学的工作，投入新的人生轨道。 

　　张必良觉得，实现心中的求学梦而舍弃现有的工作，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抉择，而这条路能够奠定日后人生的基础。 

　　1988年出国时，国内外的教育状况差别还非常大。张必良记得，当时在国内想要看一本世界顶级的学术杂志，一般要滞后一年时间，而且最终看到的还是影印版。“实验室设备跟国内千差万别。”他说：“当然，现在已经没有差别，甚至是倒置了。” 

　　张必良觉得，当时出国留学是带着使命感的。“那时候出国的人少，认真学习是唯一的氛围，所有人都全心全意投入在学习当中。” 

　　张必良的专业是有机化学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出国留学的那段时间基本上都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度过。这是一种很纯粹的学习——“就觉得在知识海洋里，在这么好的条件下，要好好学习。” 

　　“认真学习，也没想到日后的创业，只是想是不是要找到一份好工作。”张必良说得很坦诚。 

　　张必良深知，虽然自己的化学专业不错，但英语是个软肋，他上大学时，外语学的是日语。“当时上大学时，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，出国留学美国，全靠自学英语。”更何况，那是交叉学科大发展的时代，产生了大批的专业单词，很多在中文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词翻译。 

　　他还说到当时的一件糗事。有一次考试时，有一个专业单词张必良看不懂，但这个词相当关键，如果不明白无法解题，他只好“厚着脸皮”在考场上问老师。 

　　读博的五年时间里，张必良全身心投入学习，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做了多少次实验。那时候，在哥伦比亚大学，博士五年必须毕业，否则就拿不到学位。真正能顺利在五年毕业的学生，其实一半都达不到。而张必良却以四年时间发表了四篇最高级别学术论文，提前了半年毕业，成为当时同届学生里唯一一个提前毕业的。 

进入诺贝尔得主实验室 

　　至于他走入现在的研究领域，说起来也是偶然。张必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，看到媒体上对当时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托马斯·罗伯特·切赫的报道。那个时候，RNA的研究刚刚兴起，看到媒体的报道，张必良就开始关注。“想着要能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该有多好，我想用我的化学知识，去做RNA的研究。” 

　　说来也是大势使然。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学术界兴起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化学生物学，属于化学和生物学的交叉学科。那时，张必良研究的化学已经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，科学界很难再在这一领域有新的突破和发现，必须要找到跟其他学科的结合点。于是张必良把自己的研究投向生物学领域。 

　　而托马斯·罗伯特·切赫的研究领域，正契合张必良的构想。那时候，想去这个实验室的人，都是有志于去大学做教授的。如果能进到这个实验室，相当于一只脚踏入了终身教授的门槛。这在美国化学和生物学界，是不少人的梦想。当然，竞争也相当激烈，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博士生，还有不少是带着科研基金的。 

　　虽然当时交叉学科开始红火，但真正从事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室并不多。张必良所学的有机化学专业就业市场非常广阔，不愁找不到工作，而进入托马斯·罗伯特·切赫实验室做博士后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 

　　张必良，是名副其实的学霸，学科成绩是全A，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，提出的研究计划也很符合切赫实验室的前沿方向。“他的实验室，也正需要我这样的专业背景。”后来，经过了严格的面试，张必良成功进入到这个只有二三十人的顶级科研团队。后来找工作时，导师切赫教授给他写推荐信时的评价是“稀有的科学家”。既有很好的化学背景，又能进行RNA生物学研究。 

RNA研究取得重大发现 

　　“要想在美国学术界‘闯荡’开来，主要靠实力，看是否有高水平的论文。工作之后，要看有没有科研资金。”张必良没有让自己的导师失望。 

　　奠定张必良之后研究方向的一篇论文，就出自一个RNA实验。张必良的这篇博士后论文是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的，它用化学的方法来研究RNA。 

　　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。研究生命进化，是先有蛋白还是先有RNA。我们知道现代所有生命细胞当中，都有核糖体。生命所需要的蛋白，都是核糖体合成出来的。核糖体里面有蛋白和RNA。 

　　我们想知道，在没有任何蛋白的情况下，RNA是否催化合成蛋白。我要用体外实验去证明，RNA是不是可以催化蛋白肽键的合成。”张必良现在说起这个实验来还津津乐道。 

　　他大概花了两年时间做了这个实验。“当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实验室不少，比如在1996年，有人发文说用分离的方法把细胞里的核糖体RNA分离出来，可以催化肽的合成。后来被证明这个实验不能重复，文章自然被撤了。”张必良说：“我们是用体外的方法证明了RNA可以催化蛋白肽键的合成。” 

　　1998年，有实验室发表了高分辨率的核糖体晶体结构，发现在核糖体的肽合成反应中心没有蛋白质存在，证明了核糖体是一个核糖核酸酶。“虽然RNA是否是第一有生命的分子依然还存在争议，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RNA在现代生命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。” 

　　可以说，张必良的回国，与RNA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关系巨大。1998年初，张必良去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应聘，与克雷格·梅洛面谈，后来与克雷格·梅洛成为同事。后者当时刚提交一篇有关长双链RNA可以抑制基因表达的论文，也即RNA干扰技术，克雷格·梅洛因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 

　　到2001年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证明了长链RNA切成小片段的双链RNA在细胞里起基因沉默作用，由此推动了RNA干扰技术在生物和制药领域的应用。从那之后，RNA干扰技术开始爆发，在美国出现了很多基于这项技术的研发型企业。 

40岁决定回国发展 

　　张必良看到了RNA干扰技术在市场上的广泛前景，萌发了回国创业的想法。2000年到2004年之间，张必良来广州参加了多次留交会，此后，他的想法越来越清晰。 

　　2000年回来后，张必良发现：“国内变化非常大。在国内走了几年，发现市场有很大需求。” 

　　张必良说：“虽然外人看起来，当时在美国生活很稳固，但压力也很大。从技术、人脉、资本上来说，我并没有太大优势。同时，我们到底不是在美国长大的，很难融入到核心文化圈。经常会显得格格不入。” 

　　张必良觉得：“那时候已经40岁了，要做一个选择。当时就考虑，如果到了50岁，就更没精力了。” 

　　人到40岁了，想的东西不一样了。“有一次在纽约我和我的导师出去，看到路边的乞丐。他就对我说，他们拿着帽子在讨钱，我们是拿着计算机在讨钱。但当时我没有感受到。到40岁的时候，我重新理解了他这句话的含义。” 

　　他还记得，广州那时候比较早就成立了留交会。“当时到科学城还是一片农田，走进国际企业孵化器还是泥巴路。” 

　　回国创业对张必良来说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抉择。2003年中科院广州生物研究院成立，让张必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时机。2003年非典爆发，张必良那时正在广州，与他人合作开展用RNA干扰技术杀死SARS病毒的研究。 

　　当时张必良和其合作者，在全世界发表了第一篇将RNA干扰技术应用到SARS病毒的论文。他们的研究结论是，用siRNA可以抑制SARS病毒的复制。因各种原因，当时并没有用于治疗非典药物开发。不过，这让张必良更坚定地看到RNA干扰技术的应用前景。 

　　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张必良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，正式加入了研究院，启动了回国历程。

信息来源：创业导报